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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有媒體關(guān)于“對張藝謀的罵”，作了一個總結(jié)，謂之曰“張藝謀批評史”，有一些問題著實讓人引發(fā)深思，既考量張藝謀，更是在考量我們自己。

　　比如，究竟誰是“文化怪物”？

　　有人評價說，“一個問題成堆的電影體制，把好端端的張藝謀變成了一個文化怪物。這個富于才華的導(dǎo)演，最終辜負(fù)了我們25年前對他的熱烈期待�！边@是在批評張藝謀還是在批評電影體制？

　　又有人說，“當(dāng)年對張藝謀的捧，是從對謝晉的貶開始的�！闭f什么“謝晉電影時代應(yīng)該結(jié)束”，“謝晉電影模式的缺陷”。試問：《芙蓉鎮(zhèn)》不好嗎？《鴉片戰(zhàn)爭》不好嗎？這世界有完美的導(dǎo)演嗎？有一點不完美，就全盤否定，這是不是“一刀切”的“文革”遺風(fēng)？

　　中國的批評史，似乎有一個固定模式，要樹誰必先打倒誰，哪怕沒有什么證據(jù)，也秦檜一般“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有人說，沒想到的是，“張藝謀后來會變成謝晉第二，并且比謝晉還要謝晉。”此話怎講?在中國的導(dǎo)演中，能比謝晉、張藝謀更出色的導(dǎo)演有幾個？

　　比如，什么叫“朱元璋式的傳奇”？

　　對于張藝謀當(dāng)年兩進(jìn)兩出電影學(xué)院，有人總結(jié)說“張藝謀登上電影行業(yè)的歷史舞臺，是一個劉邦式的故事，一個朱元璋式的傳奇。”劉邦怎么了？我們不能因為司馬遷對其有成見就認(rèn)可了他的評判；朱元璋又怎么了，因為他刪了《孟子》就一棍子打死嗎？

　　1988年2月，《紅高粱》獲得柏林電影節(jié)金熊獎，有人評價說是“為國爭光”，難道沒獲獎就沒面子嗎？諾貝爾獎設(shè)了多少年，有我們中國人得嗎？難道我們中國人就低人一等嗎？有人增兵阿富汗也能得個“和平獎”，莫非你也羨慕嗎？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為國爭光”的評價剛剛面世三個月，以《中國電影報》為陣地，一些人露出了“大批判的嘴臉”：什么這部電影是“丑化、糟蹋、侮辱中國人”的影片，《干涸的心田》一文索性將批評的調(diào)子升格為“辱華”。能不能有一點理性心態(tài)？能不能對己寬容也對別人寬容？

　　再比如，張藝謀哪里“丟中國人的臉”？

　　《菊豆》是什么？有人說這部電影有“窺陰癖”。那么是電影流氓，還是評者流氓？正如到今天，仍然有人評價鄧麗君的歌是“靡靡之音”一樣，那么是不是評者有問題？

　　等到《大紅燈籠高高掛》一出，大批張藝謀就成了一股潮流，說什么這是在“揭露中國陰暗面”。當(dāng)年柏楊先生寫《丑陋的中國人》可是遭了很多的熱批，難道你身上有錯還不許別人指出來嗎？你怎么這點氣量，難道你“隨地吐痰”難道你“三妻四妾”還不允許別人評論嗎？

　　有一位華僑評價說，“張藝謀執(zhí)意用這些丑化中國人的片面的東西去取媚于洋人，換取洋人一大堆的獎杯�！彼�還說，每一個海外的中國人都承受著鄙夷。對此張藝謀的回答可謂是“字字千鈞”：“我在《大紅燈籠高高掛》中表現(xiàn)高墻大瓦，一成不變、堅固的東西對人造成的壓力和桎梏。點燈、封燈、吹燈、滅燈，我們加了很多的儀式。我覺得我們生活中有很多東西，就像儀式一樣每天在重復(fù)，包括我們的社會活動和政治活動，這些形式感構(gòu)成了一種象征性�？梢哉f，這種象征隱含了我在那個年代的一種憂患意識。當(dāng)時，審查時給我的電影下了一個結(jié)論‘沉渣泛起’�！�

　　《大》片當(dāng)年獲得了奧斯卡提名，并獲得了威尼斯電影節(jié)金獅獎，面對如此的“推崇”與“贊美”，又有人站出來評價說，“《大紅燈籠高高掛》為洋人而寫的意向更為明確——大紅燈籠是專制和淫邪的。這種在西方觀眾窺視和有意制造的被看的‘東方奇觀’中，張藝謀日漸明確自己的電影觀眾不再是中國市民，而是堅持西方中心主義的評委�！�

　　懂得一點事實真相的人都知道，《大》片改自蘇童的小說《妻妾成群》，我們從來沒有聽說蘇先生寫這部小說是給外國人看的，怎么到了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就變成了給洋人看的呢？難道我們在外國人面前亮亮我們的短處不可以嗎？難道你天天講日日講“四大發(fā)明”就不會發(fā)生“鴉片戰(zhàn)爭”嗎？

　　更有甚者，居然有人給張藝謀定性為“出賣民族、出賣中國人，以取悅外國評委及觀眾。”是啊，那時“文化大革命”才結(jié)束沒多長時間，有些人仍然活在過去的思維之中，即便是到了今天不是居然還有人為“四人幫”鳴不平嗎？“文革”呀，“文革”，看來中你的毒的人還大有人在��！

　　很多人都說“《活著》是張藝謀最好的電影”，可惜沒能在國內(nèi)公映，張藝謀為此還遭到兩年之內(nèi)停止與境外投資方合作的處罰。有誰想過張藝謀要施展理想的難處嗎？怎么到處只是“羨慕嫉妒恨”？

　　因為《一個不能少》被拒(理由是“替政府作宣傳”)，張藝謀致信戛納電影節(jié)主席雅各布：“我不能接受的是，對于中國電影，西方長期以來似乎只有一種‘政治化’的解讀方式：不列入‘反政府’一類，就列入‘替政府宣傳’一類，以這種簡單的概念去判斷一部電影，其幼稚和片面是顯而易見的�！�

　　也許，外國人戴著“有色眼鏡”看張藝謀有很多片面性，我們可以理解，可是我們幾乎與張藝謀一同成長的國人對張導(dǎo)總是“另眼相看”橫加指責(zé)實在有些過分。前不久，張藝謀從奧運會與國慶晚會的導(dǎo)演身份走出來，拍了一部《三槍拍案驚奇》，又有人不舒服了，說什么是“劉老根加長版”，怎么，不好嗎？難道張藝謀不可以改改戲路子拍一部喜劇嗎？

　　應(yīng)當(dāng)說，我們的社會永遠(yuǎn)不缺少評論家，問題是，我們不論是評論人還是評論事，都要根據(jù)我們的國情，都要考慮時代的背景，更要考慮當(dāng)事人的實際素養(yǎng)，評論要實事求是，要與時俱進(jìn)，要多鼓實勁，切不要抱殘守缺、墨守成規(guī)，切不要胡亂批評，給我們一種像當(dāng)年很多別有用心的人借批魯迅而“揚名”的感覺；更不要動不動就給人家“扣帽子”、“打棍子”，“文革”都過去30多年了，難道還陰魂不散嗎？

　　王世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