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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8億元，某機構為袁隆平定了個身價。多乎？少乎？“用財富衡量科學家價值太低級、太庸俗。”袁回應。他是在近日回中學母校參加校慶、捐設10萬元獎學金時說這番話的。

　　科學家并非沒有個人財富。剛剛過去的一周，是“諾貝爾獎周”，各大獎項逐日揭曉，諸位學者分享每份1000萬瑞典克朗的獎金———他們要感謝這筆科學財富的創(chuàng)立者諾貝爾。

　　袁隆平也可謂國內呼聲最高的諾獎候選人之一，假如他真的得了諾貝爾先生的遺產，恐怕有人又要往他的千億身價上，再加上140萬美元、約合多少多少人民幣的價碼了。

　　除了外國的諾貝爾，與袁隆平扯得上關系的科學家，可推古代的徐光啟。他算袁的同行和前輩，是中國最早接受西方科技的農學家，同樣也跟袁一樣，身躬于田、以民為本。

　　看看古今中外的這三位科學家：諾貝爾留下近千萬美元設立基金，一個多世紀來激勵了無數(shù)科學繼承人；徐光啟老境不佳也無人估價，但400多年后稍有教育背景的國人都記得他；袁隆平遠沒有胡潤“百富榜”人物的家財，卻被“莫須有”地定價千億，并一直被人熱議、炒作。那么，當前社會對科學家價值的判斷尺度是不是存在功利性問題，有沒有對科學家的自我評價標準產生不利影響呢？

　　如果金錢真能衡量科學家價值，那么就袁隆平而言，這個千億的額度恐怕也太不精確。往“小”里說，根據(jù)袁隆平這些年前后兩次坦承，他的月工資從4000多元增至6000多元，加之在“隆平高科”所占5%股份得年度分紅20多萬元、還有稿費、咨詢費等額外收入，每年也就拿到30多萬元———這么一個不大的數(shù)字，算不算他真實的個人身價呢？若往“大”里說，袁隆平曾算過一筆賬：全國雜交水稻種植面積約2.3億畝，如推廣1億畝“超級稻”，畝產可比原來的700公斤多產300公斤；這些增產的部分，按溫飽水平計算，能養(yǎng)活8000多萬人口。假使8000多萬人，每人每年只出50元“溫飽費”，養(yǎng)活50年，那么這筆糧款就足有2000 億元———這種龐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又算不算在袁隆平的身價里呢？

　　企業(yè)可以用成本和利潤來考核，社會不可用GDP來看政績；富豪們的私人財產能排出個“五百強”，但真正的科學價值不能以錢財來估量。這不僅低俗，而且危險。因為唯科學家的年薪、津貼、獎金甚至身價來論其高下，必損害科學精神，阻礙科學進步。坊間學術不誠信、不道德甚至腐敗的現(xiàn)象，究其個人根源，多半跟錢沾邊，利用科學家身份沽名釣譽有之，為爭項目經費造假抄襲也有之。一旦某種社會輿論或某科學家，把為科學創(chuàng)造價值等同于為個人商業(yè)價值，那么一次原本美好的科學之旅也將走到令人遺憾的末路盡頭。

　　年近八十的袁隆平，一心想著在3年之內讓雜交稻畝產跨入900公斤門檻，90歲時實現(xiàn)畝產1000公斤的夙愿，但他說自己從不關注“隆平高科”股價漲跌。再看看諾貝爾，這個搞炸藥的人一生共獲發(fā)明專利255項，在各大洲20國開辦百家企業(yè)，但他立下唯一遺囑，將可兌換現(xiàn)金的剩余財產變?yōu)楠劷�，使各領域杰出科學家都有機會繼承他的財富。別忘了徐光啟，他脫了一品官服，一沒項目、二沒撥款，下地親耕搞科研，著50萬字《農政全書》，在生命最后十年，更逢兵荒馬亂、天災人禍，光啟告病返滬，拖著年邁之軀，試種大量作物，率先在國內培育和推廣甘薯這種關鍵食糧，并成功防治蝗蟲，減緩了饑荒影響，被尊為“窮人之父”。假使這三人都將可以量化的個人價值置于不可限量的科學價值之上，只為安享晚年、澤被家族，那么他們留給人類的“科學身價”將一落千丈。

　　功在當代、利在千秋。凡重大科學價值都自然會長存于世，不需我等多費心思去估價，而自有后來最公道評說。就好比諾貝爾獎都是遲來的獎項，至少經過10年實踐方能驗證其成果；而袁隆平能否圓國人諾獎之夢，與徐光啟相比的科學史價值幾何，都不是現(xiàn)今社會輿論所能盲目判定和追捧的。既然如此，身價百萬、千萬，抑或億萬，又有何謂？且當笑言戲語，不可奪其志也。(徐瑞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