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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誤之一

　　訪問人：當您談了這些問題之后，就請您談談毛澤東是不是百戰(zhàn)百勝?有沒有失誤?我們想，這也是人們比較關心的問題。

　　姚杰：我主要搞解放戰(zhàn)爭史的研究，我就談談解放戰(zhàn)爭中的情況。

　　據我看，總的來說，解放戰(zhàn)爭時期是毛澤東戰(zhàn)爭藝術進入巔峰狀態(tài)的時期，也是他軍事思想最成熟的階級。解放戰(zhàn)爭只用了四年多時間，就消滅敵人八百多萬，解放了全中國，這樣大的勝利，世界范圍內也少見。在這個意義上說，這與毛澤東的正確決策是分不開的。否則我們就不可能取得那么大的勝利。這是前提。必須肯定。然后我們再問，毛澤東在戰(zhàn)略決策上有失誤沒有?我們說，“失誤”并不等于“失敗”，整個解放戰(zhàn)爭，失敗的是蔣介石，不是毛澤東。據我看，有失誤，有不符合客觀實際之處，但是不多。

　　第一個失誤是1946年初，對形勢是向戰(zhàn)爭還是向和平過渡的判斷上。從時間上來講也就是兩三個月的樣子，對以后的戰(zhàn)爭應該說產生了一些影響。當時的失誤不在于要不要和蔣介石談判。談判是正確的，只有通過談判，才能認清敵人、教育群眾、爭取暫時的和平，也才能贏得自己準備所需要的時間。問題是1946年1月13日國共兩黨達成停戰(zhàn)協(xié)定后，對形勢估計太樂觀了，對和平肯定過多。據我看，毛澤東對蔣介石是很警惕的，失誤出在對美帝國主義的判斷上。毛澤東在去重慶談判前，曾一再說到，如果和蔣介石的和平談判不能成功的話，美英蘇可能出來干涉，干涉后還可能出現(xiàn)和平。毛澤東過去直接同美國打交道并不太多，況且在反法西斯戰(zhàn)爭中，美英和蘇聯(lián)總體上還是合作的，因此，毛澤東覺得經過美英蘇三國的共同努力，以國際力量的壓力，是可以制止蔣介石發(fā)動內戰(zhàn)的。我分析失誤主要在這方面。當然沒有什么材料，毛澤東自己也沒有講過，這只是個人的分析。

　　訪問人：認識上有這樣的失誤，表現(xiàn)在決策上就會出現(xiàn)問題。當時有哪些決策上的錯誤呢?

　　姚杰：一是部隊復員多了些。1月，國共達成停戰(zhàn)，政治協(xié)商會議又通過了五項決議。1946年2月25日國共雙方達成了雙方軍隊整編方案，毛澤東認為和平希望較大。準備執(zhí)行協(xié)定。3月6日他提出部隊分兩期復員，第一期復員1/3，第二期再復員1/3。當時我軍共有130多萬人，如經過兩期復員，就只剩下40多萬了。

　　訪問人：有種說法，晉察冀區(qū)在解放戰(zhàn)爭時期不夠得力，其原因就是按中央的意圖復員太多了。

　　姚杰：晉察冀復員幾萬人，應該說與中央決定有關系。但軍區(qū)本身不能說毫無關系。中央的指示是面對全軍的，為什么其它野戰(zhàn)軍沒有縮小，相反有的野戰(zhàn)軍還擴大了。

　　訪問人：這個問題有點兒不太好理解，說是晉察冀很好地執(zhí)行了中央指示，還是他沒有更多的理解中央的意圖?

　　姚杰：我看開始是執(zhí)行了中央的指示，但后來當形勢已經變化了，毛澤東發(fā)出了好多作戰(zhàn)指示，晉察冀轉彎子慢了一些，野戰(zhàn)軍沒有迅速恢復、擴大，所以打大同、集寧時，就兵力不夠用。兵少，仗就很難打了，當然，大同、集寧沒有打好，其他原因還很多。

　　訪問人：我們在想，毛澤東如果沒有那個復員的指示，就不會產生晉察冀這樣的后果了。

　　姚杰：所以我們說他有失誤。但話說回來，毛澤東在復員問題上還是留了一手的。同樣在3月6日的指示里，他還講到要很好地安排復員，把人員和武器放到農村里，以備形勢萬一變化。3月以后，隨著蔣介石面目的逐步暴露，毛澤東就提出要立足于打，用打來爭取和平。

　　第二個問題，毛澤東曾考慮把黨中央機關搬到淮安淮陰去，這也是基于對和平的考慮。

　　訪問人：是確有其事，還是一個傳說?

　　姚杰：有電報說明確有這種考慮。

　　訪問人：我記得好像毛澤東和赫爾利說過，搬到淮陰，不知那兒的氣候怎么樣，習慣不習慣。

　　姚杰：他還說我不到南京去，我在淮陰住著，淮陰離南京不太遠，在那里工作起來也挺方便。毛澤東確實是有這種想法的。這也表明毛澤東對實現(xiàn)“和平、民主、團結”是很樂觀的。

　　訪問人：為什么?

　　姚杰：重慶談判前，中共中央在1945年8月23日、8月26日開過兩次政治局會議。會上毛澤東講過這樣的話：將來國民黨要搬到南京去，全國的中心會在南京，抗戰(zhàn)的兩個中心重慶和延安的地位就要降低。所以要把黨中央機關搬到淮陰，也就是考慮，在國民黨恢復南京的統(tǒng)治中心地位后，中國共產黨作為參政黨把機關設在淮陰是便于處理各種問題的。淮陰地處蘇北平原，如果從戰(zhàn)爭的角度考慮問題，是不會選中淮陰這個地方的。

　　訪問人：這個搬遷計劃實施了嗎?

　　姚杰：沒有。時間很短，形勢變化也很快。1946上2月1日中共中央《關于目前形勢與任務的指示》還把重點放在和平上，到3月15日的指示，就既強調爭取和平，也強調道路是曲折的，要準備應付可能的突然事變。前后不過兩個多月。還應該說明的是，毛澤東在這段時間里，也就是從1945年11月，因勞累過度生病開始休養(yǎng)，直到12月底才慢慢恢復工作，以后一直到三月份，都是半工作半休息。那段時間主要是劉少奇在主持工作，所以后有些責任算到劉少奇頭上。其實問題不在于誰有責任誰沒有責任，中共中央是集體領導。包括毛澤東在內，應該說對許多重大問題認識是一致的。“和平民主新階段”也是共同的認識，有當時一定的歷史背景。所以，對當時決策上的某些偏差，我認為同樣應該這樣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