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從什么時候起,本是測驗考生國文能力和水平的一場普通考試,卻被當作高三畢業(yè)生公共意識和道德水準的一張“試紙”。有些媒體認為,高考作文采用“時評體”是在引導青年關注社會,是在培養(yǎng)學生的社會責任感;有些媒體認為,高考作文是通向公民社會的文化路徑;有些媒體甚至認為,高考作文只有貼近大地才能讀懂中國。仿佛考生們不寫出一篇具有“公民責任”的作文,不在作文上傾注“具有批評精神的社會情結”,就是對不起國家、對不起社會,就是一個還沒行好成年禮的有志青少年。
作為一位曾參加過高考的老考生,也作為一位考生家長,我憤怒地認為,這種不著邊際的放大效應,不僅是對高考作文命題的常識性判斷謬誤,也是文人們的習慣性自戀。假如按這種思維繼續(xù)下去,那么,高考作文就是把一位考生在不到一小時的課堂里,變成一個驚慌失措的憤怒少年,變成一個對社會毫無樂趣的灰色青年。
參加過高考的人都知道,高考作文的成敗關鍵是在其審題和臨場發(fā)揮。先別說眼下高中教材與出題之題眼有所脫節(jié),就是一個家喻戶曉的公共現(xiàn)象,也不可能讓一位考生在短時間內(nèi)作出所謂的“正確價值觀”判定。這一點,即便一位具有獨立分析能力的時評人,也很難保證在“圓明園獸首拍賣”、“明星代言”等公共事件及現(xiàn)象上,寫出同樣立場和觀點。況且,那么多批閱“考卷”的教師們,是不是也能將這些作文的思想、觀點、立場統(tǒng)一起來?假如在這方面出臺了“統(tǒng)一評分標準”,那么其本身就是對上述立論的自我“推翻”;假如不設定“統(tǒng)一評分標準”,無疑又是對考生評分的不公。
同理,高考作文也不應是“公民責任”、“公民意識”的闡述場所,更無法在一次簡單的作答中,“增強考生參與和管理社會事務的意識和能力”。如果成千上萬考生都在考場上異口同聲地批判社會現(xiàn)象。那么,這與當年“張鐵生”的白卷式考試又有何區(qū)別?要知道,這種文化虛狂主義,本身就是對考生多樣性選拔制度的最大諷刺。
這幾年,高考作文命題的邊際放大,甚至出現(xiàn)一種本質(zhì)和常識的錯亂和倒退,完全是輿論對其的過度反應。一方面,它使出題的教育專家不得不在公共壓力下,把題目出得更有“眼球效應”;另一方面,也使考生們在那些“處女膜事件”、“周久耕事件”面前慌不擇路。這不僅僅是對高考作文常識的拋棄,也是對那些涉世不深的考生們的苛求甚至苛責。
其實,讓高考作文回歸到智力和語文的水平測驗上,與孩子們愿不愿承擔“公民責任”并不矛盾。因為在我們的社會評價體系里,并不是所有能當好“道德家”、“時評家”的人,就是對社會貢獻最大;也不是那些對一些“虛無文化”、“精英文化”不接納的孩子們,就是思想意識有問題。
恰恰相反,在一個教育先進、人文進步的國度里,類似高考作文的題目,都應遠離公共熱門話題,而去選擇科普的、地理的、歷史的話題,展開“抽簽式”的測驗和選拔,包括一些看起來“很笨、很天真”的腦筋急轉彎題目。其目的,就是用于開發(fā)考生的智力和想象空間。
作為一位參加過1979年高考的老考生,當年我的高考作文《陳伊玲的故事》,就采用了一種“改寫”體裁,來提煉一件身邊小事的大境界。至今,這篇作文對我的世界觀、價值觀形成留下了深刻影響,讓我念念不忘寬懷為大的人道主義。這種文體,同樣不失為一種人文的溫暖,不失為優(yōu)美的文筆表達和嚴肅思考。
今天,我們?nèi)缛暨^多地在高考作文題上抓住那些憤怒的社會批判情結不放,不僅會使高考作文變得更加沉重和乏味。同樣,也是對那些輿論及時評人昨天還在大喊要為考生“減負”的最大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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