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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只要符合中國的規(guī)定，符合中國廣告管理的有關規(guī)定，我想這些都應當是被允許的�！蔽幕�部副部長周和平在被問及封殺令時說

　　★ 文/朱大可

　　“湯唯被封風波”再次暴露了文化管制和文化發(fā)展間的尖銳矛盾。此事涉及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板子究竟應該打在誰身上？《色·戒》男主角梁朝偉露得比湯唯更加徹底，但毫發(fā)無損；導演李安應是此情色電影的始作俑者，卻沒有關于制裁他的風聲；作為投資商的美國焦點影業(yè)公司、香港安樂影業(yè)公司、在港中資企業(yè)銀都機構電影公司和上影集團，都沒有被制裁的跡象。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作為其中重要投資方的銀都機構，是一個同廣電總局不無關系的駐港企業(yè)；而為該片提供許可證的上影集團，更是廣電總局的分管機構。這些機構先是積極投資，繼而又提供許可證，最后又允許其在中國各地上演，但結果卻要嚴詞地制裁一個弱小女演員。

　　這難免讓人想到“替罪羊的邏輯”——而選擇羔羊的標準，必然是她(他)的弱小性、無反抗性和最低副作用性。

　　“封湯”觸發(fā)了普遍的聲援，當事人李安和梁朝偉都挺身執(zhí)言，就連那些激烈的“持不同色見者”，都轉而為湯唯高調鳴冤。所有這些變化，完全出乎管理部門的意料。

　　假定電影主管部門有一萬個制裁湯唯的理由，那么封殺的對象應是影片，而非女演員所代言的廣告。湯唯介入的某化妝品廣告，并沒有任何情色內容。《色·戒》(事)未被禁演，而湯唯(人)卻遭封殺，其演藝生涯面臨重創(chuàng)，并牽累其產品代言公司公司陷入品牌危機。所謂“對事不對人”之說，遭受質疑。而文化部副部長周和平3月13日兩會記者招待會上，在被問及封殺令一事時，說：“只要符合中國的規(guī)定，符合中國的廣告管理的有關規(guī)定，我想這些都應當是被允許的�！贝朔�言論，含蓄批評了封殺令的做法。

　　廣電總局日前發(fā)出《廣電總局關于重申電影審查標準的通知》，其中有關色情的第三條作了重大增補：“夾雜淫穢色情和庸俗低級內容，展現淫亂、強奸、賣淫、嫖娼、性行為、性變態(tài)、同性戀、自慰等情節(jié)及男女性器官等其他隱秘部位；夾雜骯臟低俗的臺詞、歌曲、背景音樂及聲音效果等”。盡管如此，打板子的標準究竟在哪里，依然語焉不詳，根本無法成為科學管理的依據。導演馮小剛對此曾詰問到：“扣子解到第幾粒才算色情？”

　　在中國文化史上，“色情”這個罪名，向來缺乏明確標準。例如，接吻長期以來都被電影審查當局視為“色情”，因為它會玷污廣大無產階級觀眾的純潔靈魂。這種清教徒式的管制，直到80年代才被部分修正。鄧麗君歌曲在80年代的罪名恰恰就是“色情”，因為它們充滿“骯臟低俗的臺詞”和“下流的氣聲”。并連帶李谷一等內地歌手的抒情歌曲，都淪為“資產階級的靡靡之音”。

　　“色情”的界定，竟是如此寬泛，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程度。而更不可思議的是，這種大而無當的罪名，在經歷了近60年的歷史輪回之后，沒有獲得技術上的任何改進。以所謂“一脫成名”定罪，更是難以令人信服�？释�成名，何罪之有？而若是“一脫成名”有罪，那么究竟需要脫多少次后成名，才能獲得赦免？而要減少湯唯曝光率，又該減到多少次才算達標？

　　此前的“脫衣嫌疑犯”，女星包括范冰冰(《蘋果》)、章子怡(《藝伎回憶錄》)等，男星則有梁朝偉、佟大偉和梁家輝等，都未見被出手制裁，而僅對湯唯一人痛施大板，顯然違反了公平的原則。

　　此外，禁黃不禁暴，更暴露出文化管制的失衡�！半娪皩彶闃藴省泵魑囊�(guī)定，嚴禁夾雜兇殺、暴力、恐怖、鬼怪、靈異等內容；有強烈刺激性的兇殺、血腥、暴力、吸毒、賭博等情節(jié)；有過度驚嚇恐怖的畫面、臺詞、背景音樂等，但今年來熱播的影片《集結號》和《投名狀》，以及銀屏上的各類武打劇，都以暴力和血腥鏡頭著稱，也未見相關部門虎顏動怒。對“色情”的管制日益嚴厲，為何卻對影像暴力的管制卻日益松懈？

　　不僅如此，“封湯”事件還引發(fā)了來自法律界的強烈非議。此舉被認為是濫用公權，也就是以執(zhí)法名義，公開侵犯個人權力，把公共政策變成傷害藝人的老鼠夾子。針對這種行為，如果湯唯本人和廣告商提起民事訴訟，向司法層面尋求公正，有關職能部門將陷于更加尷尬的處境。

　　而擺脫上述種種行政困境的唯一辦法，就是徹底告別舊的行政思維，改變模糊定性的傳統(tǒng)，對所謂“色情”(暴力等)的定義，作科學細致的量化規(guī)定，找到那個劃定“色情”與“健康”的“第N個扣子”，并且放棄陳舊的“計劃時代”的文化管理模式，盡快推出電影分級制度，完成影視管理的現代化轉型。

　　盡管失去了廣告代言的高額報酬，但這場充滿戲劇性的獻祭，要是能夠反促文化體制的變革，羔羊湯唯便將永垂于青史。這不僅是湯唯本人的萬幸，也是中國電影及其觀眾的福音。 ★

　　(作者為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