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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官員自殺是否公布死因的爭議背后，透露出公眾對權力是否濫用的監(jiān)督和對官員信息公開的渴求。

　　12月21日，中共寧夏回族自治區(qū)黨委組織部副部長趙憲春在北京出差期間跳樓自殺；兩天后，江蘇海安縣人大常委會常務副主任孫啟明在家晨練時意外墜樓身亡。一個月來，已經有6起官員非正常死亡事件發(fā)生。從今年2月起，據不完全統(tǒng)計，已經有13名官員非正常死亡，其中絕大多數是自殺，其狀態(tài)堪憂。

　　官員接連自殺身亡引發(fā)了公眾對官員心理壓力，以及背后是否隱藏黑幕的關注、憂慮與質疑。在常人眼中，官員就本不該走上自殺這條路的，于是有的公眾會很自然地產生聯想，自殺官員有可能是畏罪自殺。

　　公眾的這種心理猜測雖然有失偏頗，但其一緣于官員自殺真相多數時候的不公開，其二很多自殺官員似乎有意無意地在印證著公眾的猜測。如今年4月在家中自殺的農業(yè)部草原監(jiān)理中心原主任張喜武，自殺前曾因為經濟受賄問題接受調查；哈爾濱市副市長朱勝文因為涉嫌哈爾濱國貿城案被逮捕，在辦理保外就醫(yī)過程中跳樓自殺身亡；天津政協主席宋平順自殺后，經查其道德敗壞，包養(yǎng)情婦，并濫用手中權力，為情婦謀取巨額不正當利益……

　　當然也不能一概而論官員自殺就一定與貪污腐敗、權錢交易有關，有些官員完全是出于工作壓力大而選擇了自殺。由此也帶來一個爭議性的話題，要不要公布官員自殺的死因。

　　理論上說，官員自殺都應對公眾有個交待，畢竟作為公共人物，作為公權力的掌管者，其突然不在位至少需要有個簡單的說明。何況官員信息本身就是政府信息的一個部分，理應公開。但具體到自殺原因，則應該有所區(qū)別對待：凡是涉及公共事務的，或者引起公眾爭議的，理應向社會公開自殺原因，以及死后的問題調查結果；但如果官員自殺純屬個人原因或者家庭原因，本著尊重死者的人道主義原則，只須簡單向社會交待即可，至于該官員為何自殺，以及選擇什么樣的自殺方式，都無須公布。

　　從這個角度而言，官員自殺后留下權錢交易的疑問，或者影響到公共利益的，都不應中止調查，而應繼續(xù)查明真相，并向公眾公布。公眾的知情權，不能以“為死者諱”的傳統(tǒng)觀念而被掩蓋。像重慶市高院執(zhí)行局局長烏小青自殺案、湖南武岡常務副市長楊寬生墜樓死亡事件，或因涉嫌收受賄賂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或因留下一串疑問，都當盡快給公眾一個具體的交待。

　　其實，公眾對官員自殺是否公布死因的爭議背后，透露出的是對官場生態(tài)的一種關注。這種關注不僅僅停留于對權力是否濫用的監(jiān)督層面，還有對官員信息公開的渴求。比如說自殺官員中有好幾例都留下絕筆，稱是出于工作壓力，到底是什么樣的工作壓力，能把官員逼到自殺的地步？是官員自身出了問題，還是我們的官場生態(tài)有問題？因而，表面上看公眾是在關注官員自殺，實質卻是公眾對公權力陽光化、對更多官員信息公開的呼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