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賄賂危害嚴重
時至今日，隨著改革開放經濟日益發(fā)展，人的需要發(fā)生了變化，一部分國家工作人員已不滿足于獲取財物等財產性利益要求，而轉向非財產性利益的追求。這種需求的多樣性和層次不同的變化性，決定了賄賂的內容、手段、方法的多樣性。如高檔的娛樂消費、出國旅游、提供性服務等。而我國刑法傳統(tǒng)賄賂犯罪的內涵和外延已無法掩蓋新出現(xiàn)的非財產性犯罪，使之成為法律的空擋和死角。在這些賄賂犯罪中，“性賄賂”犯罪一旦既遂，具有為行賄者多次謀取不正當利益的社會危害性和持續(xù)性。
支持者認為，性賄賂可以直接影響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的廉潔性，極大地敗壞社會風氣，給國家機關形象造成惡劣影響，而它的實質是“權色交易”，其誘惑力和危害性有時超過財物賄賂，其社會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
已為道德所不能調控
“性賄賂對社會的危害已經不是道德范疇所能調整�！边@成為支持者的共識。他們認為，性賄賂目前應當進入立法者的視野。
從犯罪的一般概念來看，性賄賂行為具有極大的社會危害性，符合犯罪的本質特征。具體表現(xiàn)在以下方面：性賄賂行為具有社會危害多次性和持續(xù)性、誘發(fā)性和感染性。即性賄賂一旦既遂，往往就會形成長期的不正當的性關系，具有多次為行賄者謀取不正當利益、多次危害社會的特性，它不會因為一次性賄賂所獲得的利益而終止，而是誘發(fā)多次、更大的利益謀求。
性賄賂行為犯罪符合賄賂罪的本質特征，受賄罪涉及非法經濟利益，但受賄罪主要的不是經濟犯罪，而是職務犯罪，受賄犯罪的本質就是“出賣公權，獲得私利”，是一種侵犯職務廉潔性、職務的不可收買性的犯罪。
從刑事立法的角度看，性賄賂行為的發(fā)案率呈蔓延擴大趨勢，而不是個別的、偶然的現(xiàn)象，權色交易和權錢交易一樣，已經成為公權和私利交易的最主要的一種形式，所以具有現(xiàn)實的立法化依據。
除了案例和理論分析，像金衛(wèi)東這樣的支持者也從歷史文化的角度找到了論據。
歷史記載：性賄賂有明確法條和實例
《史記·周本紀》載：“帝紂囚西伯(后來的周文王)于里。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因殷嬖臣而獻之紂。紂大悅，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边@是歷史上性賄賂的最早記錄。這次性賄賂使文王得以組建軍隊，征伐擴張，為奪取天下打基礎。
從另一個角度上審視古代幾大美女的話，也不乏性賄賂嫌疑�！秾O子兵法》中關于“美人計”的描述便是緣于西施。春秋時期的越王勾踐與吳王夫差有殺父之仇、滅國之恨，為了贏得養(yǎng)精蓄銳、厲兵秣馬的時機，聽從大夫范蠡的妙計，四處尋訪美人獻給好色成性的夫差。西施因其天下無雙的美色，當仁不讓地成為了復國大計中舉足輕重的棋子，順理成章地被送入吳宮，做了吳王的妃子。
西施的絕世容顏和柔言媚語果然讓夫差神魂顛倒，色令智消，最終逼死伍子胥，削弱了吳國的軍事力量。
《三國演義》中對貂蟬的描述是：眉黛促成游子恨，臉容初斷故人腸。據記載，司徒王允一心想除掉太師董卓，但苦無良策。聰慧過人的貂蟬窺知情由后表示：“如有用妾之處，萬死不辭”。于是王允將貂蟬收為義女，精心設計了個“連環(huán)美人計”，先將貂蟬許給董卓義子呂布，未及迎娶又獻于太師董卓，挑起董、呂兩人的矛盾。貂蟬對王允的意圖心領神會，處處設計離間董卓、呂布父子，成功地施展了美人計，使董卓、呂布父子反目成仇。后人嘆曰：“司徒妙算托紅裙，不用干戈不用兵。三戰(zhàn)虎牢徒費力，凱歌卻奏鳳儀亭�！�
以上雖非正史而是演義，但也足以看出以“美人”作賄賂的“厲害”之處。
有史實的關于性賄賂的記載則是《唐律》和《清律》。
在《唐律》中有兩類規(guī)定涉及到性賄賂——“監(jiān)守內(即在監(jiān)臨主守管轄范圍內)奸”和“監(jiān)臨(即主管)官吏娶部民女”。
但是并沒有被歸類為《職制律》中的(受賄罪)“受財枉法罪”、“受財不枉法罪”，例如對“監(jiān)守內奸”的犯罪行為置于屬《雜律》中以“奸”論罪。唐律中規(guī)定：“諸監(jiān)臨主守于所監(jiān)守內奸者(謂犯良人)，加奸罪一等。……婦女以凡奸論。”唐律對“監(jiān)臨官吏娶部民女”的犯罪行為,則置于《戶婚律》中，分別以 “(不枉法)監(jiān)臨官吏娶部民女罪”和“枉法娶人妻妾及女罪”或者是以“枉法罪”論處。
我國《唐律》的監(jiān)臨之官“借奴婢”以“受所監(jiān)臨財物論罪”論處，是我國歷史最早的“性賄賂”的概念。
《清律》與《唐律》的最大不同在于：將“枉法娶為事人妻妾及女為妻妾”的行為以職務犯罪的“枉法罪”論處，更加體現(xiàn)了賄賂犯罪的特點。反對者 難以執(zhí)行不如不立法
無論從歷史的論據，還是性賄賂現(xiàn)實的危害，以及性賄賂入罪的法律要件，支持者的聲音得到了民間的極大響應。
但是在法學界，在承認性賄賂對社會有著巨大危害的基礎上，也有一批學者們包括一些司法機關工作人員，對于性賄賂概念和是否入罪的理論持有相反觀點。
高銘暄就提出，性賄賂只能附屬于財物賄賂，說明犯罪嫌疑人生活腐化墮落，若單獨設立一個‘性賄賂罪’，恐怕不合適。武漢大學法學院馬克昌教授認為性賄賂入罪“內涵不確定，缺乏可操作性，定罪量刑都有困難”。
他們認為，“性賄賂”一詞是最初為媒體炒作而生造出的詞匯。
反對者也從歷史的角度予以了分析，他們認為，受賄罪在我國古代稱為“受金罪”，最早由戰(zhàn)國法學家李悝提出，受金即受財，可見自古以來，財物是構成賄賂罪的必備條件，這與其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背景相一致。
如果說《唐律》和《清律》有類似于性賄賂的規(guī)定的話，那么，當時奴婢和妻妾均被視為封建“家長”的私有財產，因此歸根結底，這種所謂性賄賂還是建立在“財物”基礎上的，很難和當前支持入罪者所主張的精神賄賂聯(lián)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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