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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國合作：冷靜應對三大難題

　　作為一個跨國合作項目，《華語》教材在運作過程中盡管得到了國家漢辦的積極指導、中國駐印尼大使館的支持、印尼國民教育部的肯定以及雅加達華文教育協調機構的配合，但該教材的出版過程仍不是一帆風順的，其中遇到的問題也是他們之前沒有預料到的。

　　問題一：印尼的國民教育體系具有特殊性。華語教育在印尼的基礎非常薄弱，學校沒有足夠的師資開設華語課；印尼國民學校高中生的家庭經濟狀況普遍較差，學生大多沒有能力購買教材。很多開設華語課的學校長期接受贈送教材，學校、學生不愿出錢購買；印尼圖書盜版情況嚴重，很多學校復印教材給學生使用；印尼被稱為“千島之國”，特殊的地理條件使教材的推廣工作耗時長、投入多、工作量大；印尼社會關系較為復雜，教材的推廣必須考慮到特殊的社會背景。面對復雜的形勢，教科社冷靜分析，及時調整教材發(fā)行思路，最終克服了困難，建立起了暢通穩(wěn)定的教材推廣渠道。

　　問題二：印尼政府的教育行政管理制度多變。2006年，《華語》教材第一冊編寫完成后，只需要由印尼國民教育部組織審查評估即可。2007年5月，教科社把制作好的《華語》第二冊樣書送到印尼教育部審查時，正值印尼教材審查政策調整，印尼政府出臺新政策，學校使用的所有教材需經新成立的印尼國家教育標準委員會審查后方可使用。但該委員會并非常設機構，其成員來自印尼各個大學，每周開一次會。而印尼學校使用的各科教材很多，這樣就造成了教材審查的排隊現象。2008年1月，在各方努力下，《華語》第二冊終于獲得印尼國民教育標準委員會的認可，授權印尼國民教育部組織對《華語》教材的評估，《華語》第二冊才得以在印尼印制發(fā)行。

　　問題三：不同的群體學習需求多元化。印尼華人眾多，不同的地域相沿成習，會有各自不同的意見和見解。面對多元化的學習群體，如何變壓力為動力，最大限度地滿足更多華人的學習需求？對此，教科社認清形勢，克服困難，積極協調多種關系，努力贏取國家漢辦、中國駐印尼大使館、印尼國民教育部等官方部門的支持，以切實有效的行動堅定了做好教材、做精教材的信心。

　　對外合作：觸角不斷延伸

　　談到《華語》教材的成功輸出，所廣一認為這不是偶然發(fā)生的事情，對于教科社來講，從1980年建社至今，該社的圖書引進品種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寥寥幾本到漸成規(guī)模，從單純的“版權引進輸出”到“學術互訪、項目合作”等多元化發(fā)展模式，在業(yè)內的影響從名不見經傳到在國際教育出版領域聲名鵲起……回顧這其中的發(fā)展，所廣一感慨道，其成功的背后飽含著無數的汗水與艱辛。20世紀90年代末至今，隨著國際交流日趨頻繁深入，教科社抓住機遇，果斷決策，明晰了“弘揚教育學術，繁榮教育研究；傳播國內外先進教育理念，促進中國教育改革與發(fā)展”的出版理念。在這段時期，教科社的引進版權工作進一步正規(guī)化，在圖書品種、作者隊伍、合作形式上都有了革命性的突破，“引進來，走出去”的現代版權貿易模式基本形成。在引進的這些圖書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教育叢書》、《20世紀蘇聯經典譯叢》等，10多年來一直常銷不衰，在教育學界產生了較為廣泛的影響。隨著引進版權工作的不斷深入，教科社擁有的世界一流作者隊伍也在穩(wěn)步擴大，如美國的內爾·諾丁斯、英國的安迪·格林、加拿大的邁克爾·富蘭等。

　　對外合作觸角的不斷延伸與自己原創(chuàng)學術品牌影響的擴大，令教科社近年來在圖書輸出方面頗有起色，陸續(xù)輸出了一些優(yōu)秀的本土原創(chuàng)圖書，如諸宏啟的《教育現代化的路徑》、陳向明的《質的研究方法與社會科學研究》、《教師如何作質的研究》、袁振國的《教育新理念》、謝維和的《教育活動的社會學分析——一種教育社會學的研究》等。同時，以對俄漢語教材、菲律賓幼兒教材為代表的多種圖書也挺進國際市場，贏得了國際上的好評。

　　經過多年的不懈努力與積累，教科社的對外交流與合作已呈現出良好的勢頭，在國際出版市場上發(fā)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所廣一深信，在呼吁“全球智慧中文化”的今天，面對出版市場國際化的新契機，教科社一定會不負眾望，在世界范圍內找到更先進、更鮮活的教育思想支撐。他認為教育出版是一項特殊的事業(yè)，教育類專業(yè)出版社、出版人首先應是教育者，然后才是出版者。他更希望看到教科社在出版中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完美結合。(鄒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