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新聞:成都無證醉駕男子被判死刑案二審改判無期
“孫偉銘醉駕案”的二審結果昨日公布。四川省高院在定罪部分維持了“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罪名,在量刑部分則將一審判處的死刑改判為無期徒刑。在二審宣判之后,最高法院召開新聞發(fā)布會,對孫偉銘案二審判決作出解釋,并表示“要統(tǒng)一規(guī)范對醉駕案件的定罪和量刑”。
如今,經(jīng)過大量的普法性報道,人們開始明白:決定醉駕者罪責的,關鍵在于主觀上是過失(交通肇事罪)還是故意(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也就是說,駕車人究竟是希望避免結果,還是放任結果發(fā)生?
可是,“心理”這種東西是最隱蔽的,法官不是神,他能查明外部客觀事實,卻無法看清一個人的內(nèi)心。所有的被告人無疑都會為自己做罪輕辯護,說自己是過失;而法官也不能僅僅由于后果嚴重,就推定被告是故意。在故意與過失之間,在判決結果的生死懸殊之間,醉酒駕車給司法者出了一道難題。
過去很多年,人們傾向于認為,醉駕撞人對雙方都是不幸的,因為任何一個正常的司機都會努力追求平安,避免事故,酒后肇事最多就是過失,即使喝酒了也不會故意撞人。因此,以往的司法實踐中,對什么是“故意”,嚴格按照兩個并重的條件:一是其對醉駕的危害性有“認識”,同時還要其對“結果發(fā)生”有“意志”,認為醉駕者雖然有“認識”,但大都缺乏“意志”,對類似案件一般都按過失的交通肇事罪處理。在這一階段,刑法理論、法院的裁判與社會民意基本上是合拍的。
不過,近年來社會發(fā)生了悄然變化。一方面,隨著某些特權行為的曝光,民眾對不公平現(xiàn)象產(chǎn)生不滿情緒;另一方面,民眾權利意識的覺醒和傳媒影響力擴大,也使得民眾對駕車肇事等事件的表達有了順暢的管道。有了表達,才可能上升為理性的檢討。杭州的“胡斌案”就如同一道溝渠,將社會觀念的變化集中引流到交通肇事問題上來。從一開始憤恨“富二代”開豪車撞人,逐漸發(fā)展為譴責所有醉駕者無視他人平安,從對個案的質(zhì)疑,延伸到對一般性權利的捍衛(wèi)。面對這種變化,司法機關不能無動于衷。
最高院的新聞發(fā)布會提出,“醉酒駕車,肇事后繼續(xù)駕車沖撞,放任危害后果的發(fā)生,造成重大傷亡,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這個一般性指導規(guī)則的出臺,形式上雖然仍強調(diào)“放任危害后果的發(fā)生”,但實際上已經(jīng)從以往的“認識”與“意志”并重,轉變?yōu)閭戎亍罢J識”的部分,即只要醉駕肇事者能夠認識到駕車沖撞的危害性,就足以推定其有放任危害后果發(fā)生的“意志”,從而構成“故意犯”。
有了這樣的轉變,進而將一部分交通肇事罪的案件納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這是最高法院積極回應社會呼聲,在法律適用中充分考慮公共政策的結果。這種根據(jù)犯罪形勢而重新調(diào)整“故意犯”的要素結構和認定重心的做法,早在上個世紀70年代的德國、日本等國的刑法理論和司法實踐中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
在量刑方面,孫偉銘案二審改判為無期徒刑,顯然也是符合近年來死刑復核案件中越來越明顯的政策傾向。孫偉銘案具備了“間接故意”、“悔罪態(tài)度好”、“積極賠償”以及“獲得被害方諒解”等情節(jié),四川高院二審改判孫偉銘無期徒刑,可謂是意料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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