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程度上說,傳統(tǒng)的勸酒逼酒陋習助長了醉駕惡習。醉駕背后實質(zhì)是兩種文化的沖突,即汽車文化和酒文化的沖突,如何處理醉駕體現(xiàn)了兩種文化“誰優(yōu)先”的思維。
公安部開展歷時兩個月的嚴懲醉駕專項行動,在四個“一律”的震懾下,一些司機主動放棄了醉駕。據(jù)悉,在廣州,不少租車公司、酒樓考慮重新恢復代駕服務。而三天嚴查下來,酒吧、酒行、餐館的酒品銷售已出現(xiàn)20%~30%的下降。
從南京醉駕造成慘禍,到成都醉駕司機被判極刑,再到最近杭州保時捷撞人,一連串的惡性交通肇事血案,讓社會對醉駕的關注從來沒有像今天這么集中,這么迫切。醉駕,不僅直接威脅到個體的生命安全,而且已經(jīng)成為公共安全的一大隱患。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而不是交通肇事罪來起訴醉駕殺人,甚至是呼吁刑法直接設置醉駕罪的呼聲,既是社會對醉駕屢禁不止的無奈,也暴露出我們的制度和法律在對待醉駕上的過于寬容。
中國正逐漸步入“汽車時代”,而與之相應的則是酒精也正在成為越來越兇殘的“馬路殺手”。有關數(shù)據(jù)顯示:我國擁有全世界1.9%的汽車量,而汽車引發(fā)的交通死亡事故卻占全球的15%,死亡率居世界之首。在這其中,酒后駕車導致的交通事故每年竟達1.9萬起,造成4054人死亡,幾乎每3起交通事故就有1人死亡。血淋淋的慘案和教訓就在眼前,但酒后駕車乃至醉駕殺人卻愈演愈烈,這不得不讓人們反思:當我們在嚴打醉駕之時,是否有必要對我們源遠流長的酒文化重新予以審視。
國人自古就有“無酒不成席”的說法,套用時下流行的一句話來形容:人們喝的不是酒,而是感情。諸如“感情深,一口悶;感情淺,舔一舔”、“酒逢知己千杯少,能喝多少是多少”……在這種酒文化的熏陶下,公務接待、親友聚會、職場交往都離不開酒。而勸酒與逼酒似乎又是酒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酒桌上盛行的是“酒不喝醉,感情未到位”、“酒不喝深,辦事不放心”,有報道說深圳市消委會去年公布的十大消費陋習中,“過分勸酒逼酒”的不良酒桌文化就名列其中。
一定程度上說,傳統(tǒng)的勸酒逼酒陋習助長了醉駕的惡習。盡管《交通安全法》明令禁止酒后駕車,但鑒于酒文化的根植過深,汽車文化一時還未能對其造成有效沖擊。因而,醉駕背后實質(zhì)是兩種文化的沖突,即汽車文化和酒文化的沖突,如何處理醉駕體現(xiàn)了兩種文化“誰優(yōu)先”的思維。
在鄰國日本,酒文化也相當發(fā)達,但與汽車文化相比,酒文化必須退居其次。日本的《道路交通法》不僅對醉駕司機予以嚴懲,而且同一車輛上的乘客也會被懲罰,即便這些乘客沒有喝酒,也要承擔連帶責任。此外,警方還要追究向司機供酒者的相關責任。反觀國內(nèi),酒品銷售者不但不會被追究責任,反而擔心嚴打醉駕影響酒的銷售量,這種強烈反差不能不令人羞愧。
酒文化雖然包羅萬象,但肯定容不得醉駕。因而,在嚴打醉駕之外,有必要對酒文化中那些勸酒逼酒陋習給予一定的警示,讓勸酒者也承擔部分醉駕責任,或許是改良傳統(tǒng)酒文化的契機。唯如此,才能強化公眾的公共安全意識,在酒文化和汽車文化中找到平衡點,同時為酒文化注入汽車時代所應有的新內(nèi)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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