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成都11月24日電 題：百年考古如何令中華文明“西來說”不攻自破？

　　——專訪西南民族大學旅游與歷史文化學院教授王建華

　　作者 賀劭清 王利文

　　百年來的考古實踐和出土文物，如何豐富中華民族的歷史維度，令中華文明“西來說”不攻自破？西南民族大學旅游與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四川省考古學會常務理事王建華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對此進行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中華”一詞最早見于何時？“中華民族”到“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理論的形成經歷了什么變遷？

　　王建華：據考證，“中華”一詞始見于西晉末，是中原士人為把中原的政治與文化同其他地區(qū)相區(qū)分而產生的自我稱謂。

　　“中華”不僅表示一定的地域，更表示一定的文化和具有這種文化的人。伴隨新思潮的傳入，現代民族意識的萌發(fā)，“中華民族”一詞脫穎而出。

　　1902年，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中，首次提出“中華民族”這一概念。1905年，在《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一文中，梁啟超比較正式地使用了“中華民族”的概念。此處的“中華民族”雖以漢族為主體，但多民族融合的觀念已開始形成。

　　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后，日本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成為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正值中華民族危亡之際，顧頡剛發(fā)表《中華民族是一個》一文，指出“中華民族”的稱呼雖出現于近代，但作為一個實體，至少存在了兩千多年。

　　1988年，費孝通正式提出了“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從考古學、歷史學、民族學的角度指出“漢族的形成是中華民族形成中的一個重要階段，在多元一體的格局中產生了一個凝聚的核心”，在漢族形成和發(fā)展的過程中，其他民族不斷地為漢族輸入新鮮血液，漢族同樣也充實了其他民族。

　　縱觀從“中華民族”到“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理論形成，梁啟超、顧頡剛和費孝通均從民族歷史的角度進行了闡述，中國歷史上數千年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今天的中華民族，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提出打下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中新社記者：考古學文化作為物質遺存共同體是如何產生的？歷史長河中，考古學文化和民族共同體建立了什么樣的聯(lián)系？為什么1962年夏鼐在《新中國的考古學》一文中首次提出“中華民族共同體”？

　　王建華：19世紀后期，文化這一概念被引入考古學用以總結分析考古出土的遺存。1925年，考古學家維爾·戈登·柴爾德給考古學文化提出了較為精準的定義，用一種時空鑲嵌分布的考古學文化模式來闡釋一個區(qū)域中的史前文化的關系和演變。

　　有學者認為考古學文化既是一種概念又是一種理論，從概念的角度反映的是人群共同體與物質文化共同體之間的對應關系，符合遺存的群聚性和社會性法則，從理論的角度通過對遺存的分類和聚類研究實現了對遺存背后人群或族群的區(qū)分。

　　考古學是“俯瞰大地，仰望星空”的學科。人們獲取的實物資料，是由人創(chuàng)造的物化形式，所以它和“人的共同體”直接相關。民族共同體的文化既表現在物質層面也表現在精神層面。從理論上講，考古學文化作為物質遺存共同體，是古代群體在物質文化遺存上的表現，在某種層面上可以和中華民族共同體建立一種聯(lián)系。在對某一考古學文化認識足夠清晰的情況下，我們可以將其與史書中記載的古族相對應。

　　由于歷史文獻對于漢族以外的古代民族的記載稀少且不成體系，加之歷朝歷代的各種理解和傳說的雜糅，若簡單將考古學文化與歷史上的族群進行對應，風險是巨大的。但至少可以在某種層面上，將考古學文化中的某一處或某幾處考古遺存與文獻中的族屬之間建立起一種聯(lián)系。

　　有學者認為考古學文化可以用古代的族名進行命名，如考古學上的夏文化“是夏時期夏族創(chuàng)造和使用的文化”，學術界普遍認為以二里頭遺址為代表的二里頭文化就是夏族在一定時期內的遺存。

　　1962年，夏鼐在《新中國的考古學》一文中論及考古研究在解決民族族源和民族史問題時就曾提到“各兄弟民族的祖先在悠久的歷史過程中，與漢族的祖先建立起日益緊密的聯(lián)系，今日大家一起構成了中華民族共同體”。從當前可見文獻來看，是考古學的研究成果最早使用“中華民族共同體”這一術語，用以論述古代中國不同群體的緊密歷史聯(lián)系及新中國確立的民族共同體結構。這表示當時學者們就已意識到從考古材料可以觀察到漢族從史前到歷史時期的一個形成過程，只是“具體情況，還需進一步研究”。

　　《新中國的考古學》一文中關于“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提法是基于新中國成立后逐漸積累的考古學資料。新中國成立后的十幾年間就發(fā)現了3000余處新石器時代遺址，經過發(fā)掘的有100余處。這些遺址分布于不同地域，代表了不同的文化面貌，體現了不同人群之間的交流與融合。

　　進入歷史時期，文獻記載與考古學資料的整合研究拓展了民族史研究的空間。無論是史前資料的大量發(fā)現，還是歷史時期研究空間的拓展、學術研究的深化，都促使考古學者思考考古資料與族群之間的內在聯(lián)系。

　　中新社記者：百年來的考古實踐和出土文物，如何豐富中華民族的歷史維度，令中華文明“西來說”不攻自破？

　　王建華：歷史長河中，許多古老的民族出現在史書的記載中，各民族在不斷地分化與融合過程中延續(xù)下來，融入到今天中國56個民族之中，大家一起構成了中華民族共同體。就中國當代的民族來看，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和歷史記載的很少。倘若單純依靠歷史文獻來構建民族史，那么很多民族尤其是已消失的古代民族將無史可考。

　　作為人文科學和歷史科學的重要領域和組成部分，考古學是根據古代人類通過各種活動遺留下來的實物以研究人類古代社會歷史的一門科學。中華民族的歷史是全體民族共同創(chuàng)造的，而有文字的古史記載不超過四千年，剩下的歷史都需要考古學的發(fā)現與研究。

　　在對沒有文字的人類社會歷史的研究中，考古資料起著主要作用。同時，考古學讓各民族在歷史上留下的物質文化都成為可以被觀察分析和描述的對象。只要有人類活動的地方，就會留下實物遺存，考古學可以通過這些遺存去研究當時的社會和歷史，因此極大地擴展了歷史空間，尤其是民族史的研究空間，即考古學豐富了中華民族的歷史維度。

　　“仰韶文化西來說”是中國考古學誕生之初瑞典學者安特生在《中華遠古之文化》一文中提出的。當時提出這個觀點有特定的歷史原因——當時中國的考古學資料有限。隨著資料的不斷豐富，發(fā)現中國不同地域文化是獨立起源發(fā)展演化的，有自己的文化體系，尤其是史前時代，中華文明“西來說”也就不攻自破了。

　　考古學對構建古史尤其是史前史的貢獻是其他學科無法取代的。經過百年來的考古實踐和豐富的出土文物，已證實中華民族的文明有著悠久的淵源，從史前到歷史時期有著清晰的獨立起源發(fā)展脈絡。(完)

　　受訪者簡介：

　　王建華，西南民族大學旅游與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四川省考古學會常務理事，主要研究領域是新石器時代考古，通過對黃河流域史前人口的系統(tǒng)研究，揭示史前人口規(guī)模、人口自然結構等變化規(guī)律，認為史前人口變化、社會組織的復雜化是中國文明起源和史前社會復雜化的一個重要動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