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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的那一刻，我正在成都寫我的新小說。一時間通訊癱瘓，大家彼此都失去了聯(lián)系。阿壩是我的故鄉(xiāng)，現(xiàn)在成了重災區(qū)，我一下子想到了那里的親人與朋友。我的三妹是跑客運線的，每天都在阿壩與成都線上往返，算下來那個時間正好是在震中，究竟情況怎樣，誰也不知道。因為根本聯(lián)系不上她。我記得地震后的前兩天，我每天都在撥各種電話，差不多要耗掉兩節(jié)手機電池。似乎都快要接受某種現(xiàn)實了，結果在第三天的晚上七點，終于得知她還活著，和妹夫一起，竟然和乘客一起，經過十幾小時，徒步從震中映秀鎮(zhèn)附近走出了險境。

　　我以為我會就此放下心，那些天沒有回家，就睡在車上，這時放平了車椅想好好睡上一覺，但是卻怎么也睡不著。特別想干些什么，但絕不是寫作。一直有媒體邀我寫點親歷地震的感受，我都沒有答應。感覺這時寫作好像特別沒有什么力量，個人的那些經歷與大的災難比起來又算什么？作家這個職業(yè)在此刻顯得很邊緣，真的還不如做個志愿者能做點實事。不瞞你說，我在成都真的報過名，是打電話托人報的，想當一名志愿者。我在自駕車上裝上盡量多的從超市購來的食品與飲水，隨時準備出發(fā)，適于野外的衣服也換上了，就是身上這件，耐臟啊。但我還是沒能如愿。要做志愿者的人太多了，人家得找那種有專業(yè)特長的，否則去就是添亂。這我都非常理解。所以人文社一邀我來京簽售義賣，我就來了，總算還能為這次賑災盡點心意。

　　我們還有一個計劃正在實施中，就是為災后的校園重建募集些資金。這是我和朋友麥家從四川到北京的路上說起的。因為麥家也有捐款的想法，而且，他捐的錢比我多，二十萬現(xiàn)金就背在身上，我們倆捐的錢加起來，在我的故鄉(xiāng)建一個普通的希望小學是可以的，但是我們想，能不能發(fā)起一個倡議，邀集更多人的力量做這件事，是我現(xiàn)在正在推動的事情。在從成都到重慶的路上，我們倆人輪流開車，另一個人就打電話，朋友圈內響應的人很多，令我們非常感動，昨天我們還聯(lián)系上了在韓國的四川童書作家楊紅櫻，她也愿意做我們這件事的發(fā)起人，表示回來后也會和我們一起來推進這件事情。這樣，由身在災區(qū)的三個四川作家來做這件事情。這更增加了我們做這件事的信心，也讓我們感覺到了壓力。比如如何管理這筆資金，監(jiān)督它們的流向，使它們切實落到校園的重建上面，可能還需要從各個環(huán)節(jié)來把握�？傊�，我們希望這件事的進展，無論是資金的募集還是使用，都能得到全程監(jiān)控。

　　而且，最最重要的是，我們不能直接過手這個錢。我們只是呼吁大家來做這件事，但捐款的接受方是重災地區(qū)的阿壩州教育局下屬的阿壩州教育基金會。這些天，我一直在聯(lián)系教育局的領導，但一直聯(lián)系不上，知道他們肯定是深入災區(qū)了，昨天晚上，才打通了局長的手機。他護送幾百名災區(qū)的學生到了成都。第二天又要返回災區(qū)，于是，連夜電話電郵數(shù)次往返，基本明確了雙方各自的義務與責任。特別是得到他給我們募集來資金按照捐助者的意愿定向使用，捐助者也有權對使用情況進行監(jiān)督的承諾，覺得才可以向社會公開這件事情了。

　　昨天是全國哀悼日第一天，我在北京王府井一家賓館的陽臺上感受了這一刻，心情很復雜�，F(xiàn)在是救災期間，大家的關注點肯定還聚焦在這場災難上面。但是對于災難的幸存者來說，心理的創(chuàng)傷不是短時間能愈合的，它可能是永久性的，我們能不能給予他們持續(xù)的關注？最擔心的是，這一段過后，大家開始忙自己的事情去了，社會的聚集點最終會發(fā)生變化，那時，災區(qū)的人們會不會覺得又被這個社會遺忘了？這場災難最讓人難過的是波及到許多孩子，要知道一個孩子牽扯到很多家庭，下一代的逝去給上一代人帶來的心理創(chuàng)傷，遠遠比一個老人的逝去要大得多，如何平復這種創(chuàng)傷，絕不是寫一兩篇心理分析的文章所能管用的。面對生死，你還能說什么話，所以我更愿意做災后的校園重建工作。我和麥家從一開始合計此事，就想好了，這些校園絕不會以我們的名字命名，它應該以那些為保護孩子而不幸喪生的教師名義命名。他們太了不起了。因為我自己就是從阿壩的鄉(xiāng)村小學出來的，后來還在鄉(xiāng)村小學教過近五年書。鄉(xiāng)村教師從來都是默默奉獻的一群，如果不是這場災難，他們的奉獻可能一生都不為人所知，但是這次，他們卻用大寫的人字彰顯了人的精神。所以如果今后校園重建工作開展，我還會再想想那些關于校園軟件與硬件的細節(jié)。要建什么樣的圖書館，把什么樣的書放進去，都是需要把關的。我不希望什么都流于形式，那種校園建成了，大家去參加一個落成典禮，接受學生的感恩話語，然后拍拍屁股走人的做法，是不負責的，我們想，既然做起來一所校園，就要盡到對它的責任，讓孩子們感到我們的關注始終還在。這不僅是對他們的心理重建，也是對于我們內心道德的重建。

　　雖然現(xiàn)在，我說自己不在創(chuàng)作狀態(tài)，但是每天發(fā)生的事情，還是給我震撼。我妹妹是從災區(qū)走出來的，她告訴我，在她帶著一車人逃離災區(qū)的沿途，經常能看到一些災民，自己的房屋都被震塌了，還支個大鍋，熬一些粥，讓經過的難民來喝。而那些逃難者自己也不忍多喝，都說要多留些粥給后面的人；災難發(fā)生，大家都是往出逃，但也有人往里沖，他們?yōu)榱俗约旱募胰伺笥�，可以奮不顧身地朝著危險而去，這些在平時都難以想象。要說作家的責任，大概就是在這場災難過去之后，在巨大的悲劇之后，細細體味普通人身上突然煥發(fā)的這種善意。平常他們都可能有這樣那樣的小缺點，為什么現(xiàn)在個個都表現(xiàn)得那么好。這也許就是苦難對人心靈的洗禮。

　　昨天早上我去中國作協(xié)匯報我要做的這件事情，正好遇到作協(xié)組織一批作家要奔赴災區(qū)。我參加了他們的送行儀式，向他們介紹了一下災區(qū)的情況。我覺得能去親身感受一下災區(qū)情況，絕非一件壞事，但我現(xiàn)在要走的路正好和他們相反。過幾天我要到上海參加與德國作家的對話，還要到深圳參加市民文化大講堂。這些都是震前安排的，后來一度想取消，但我想通過這些平臺，把災區(qū)的情況多多介紹給外界，這是一個作家的責任，更是一個公民的責任。

　　(阿來口述、孫小寧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