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jīng)書面授權)
有人稱過去的一年是中國的文學復興之年，因為那些消失已久的作家紛紛亮相出書了。不同于小說家們的制造回憶，另一些人卻在小心地收拾回憶 他們集體地，對一個年代懷念與反思。
那么，哪些會是2005年我們不該忽略的閱讀？
小說：文學的復興之年？
在哈羅德·布魯姆(美國詩人、批評家，《影響的焦慮》的作者)看來，作家總是無法擺脫焦慮，他稱之為“影響的焦慮”。這種感覺既來自創(chuàng)造了經(jīng)典的前輩，也來自自己以往的作品，對于害怕失去已有地位的恐懼。已經(jīng)獲得了一定地位的作家，每一次新的創(chuàng)作，都是與焦慮的戰(zhàn)斗。
因而，對三年、五年、乃至十年“磨一劍”的賈平凹、阿來、余華和史鐵生，以及更年輕的畢飛宇來說，新作的問世，無論如何都是值得慶賀的勝利。在剛剛過去的2005年，他們不約而同推出了煎熬已久的長篇新作，《秦腔》《空山》《兄弟》《我的丁一之旅》和《平原》，讓文壇出現(xiàn)了近年少有的繁盛局面 以至2005年剛剛過半的時候，就被定義為“長篇小說年”。
作為最重要的文學體裁，長篇小說的繁榮，是否標志著文學的復興呢？
最為轟動的莫過于《兄弟》，這是余華繼1995年《許三觀賣血記》之后出版的首部長篇小說，媒體的密集宣傳，制造出2005年最聳動的文學出版事件。我替余華算了一下，在《兄弟》上市前后的一個月里，他接受了各家媒體多達數(shù)百次的采訪。而《兄弟》頭一個月的銷量，也達到了驚人的25萬冊，盡管此書只是作家計劃中兩卷本《兄弟》的“上部” 雖是上部，前幾章寫得的卻都是“下部”，《兄弟》兩位主人公的命運，因廁所里的窺陰事件而連結在一起。
在我的印象中，自1993年賈平凹的《廢都》出版以來，似乎還沒有哪位中國當代作家的小說，掀起過如此大的波瀾。不過，與當年相比，2005年的賈平凹顯然低調(diào)得多了。今年的《秦腔》是他的第12部長篇小說，講的是陜西農(nóng)村生活二十年來的巨變。出版時的宣傳，遠沒有《兄弟》之盛大，卻在年底時，贏得了一項文學評論家票選的第二屆《當代》最佳長篇小說獎。
另外兩本十年磨成的長篇，一是史鐵生的《我的丁一之旅》，主題是“性與愛情，這一對千年不死的游魂”；另一本是茅盾文學獎得主阿來的《空山》，背景是文革大亂時代古樸的藏區(qū)村落。
畢飛宇的新作《平原》，也把時代背景放在了文革后期。內(nèi)容談及知青、權力、性、陰謀和絕望。
此外，東西的《后悔錄》和楊志軍的《藏獒》也是多受好評的新作。尤其是《藏獒》，銷量和讀者的口碑之好，令人稱奇。
相比“純文學”的繁盛，新興的青春小說、網(wǎng)絡文學和本土魔幻小說，除幾本位居排行榜前列之外，在2005年的表現(xiàn)普遍沒有想象的好。
新版《魯迅全集》的出版，是2005年一個重要的文化事件，新版引人注目之處，是對1981年舊版中過“左”的注釋所進行的修訂。值得關注的還有《斯特林堡文集》和《芥川龍之介全集》。
文學譯作方面，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耶利內(nèi)克的系列作品，在經(jīng)歷了2004年年底的一場版權爭奪大戰(zhàn)之后，2005年終于大量上市，但既不叫好，也不叫座的局面，實在令人冷得發(fā)慌。出版商的擔心，這個“冷”還將傳導到2005年的諾貝爾獎得主哈羅德·品特身上 版權大戰(zhàn)的硝煙果然已不復見。
2005年是又一個“哈利·波特年”，這一系列的第六部——《哈利·波特與混血王子》的中文版承世界大勢，理所當然地占據(jù)了頭號譯作的交椅。不過，媒體關注更多的，還是網(wǎng)絡譯手與正規(guī)譯者之間趨于白熱化的搶譯大戰(zhàn)。
非小說：知識分子與回憶
2005年，有一批關于政治家傳記的書籍出版。年初上市的由美國企業(yè)家勞倫斯·庫恩所寫的《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著重敘述了1989年之后，在中國政治、社會、經(jīng)濟出現(xiàn)難題的形勢下，江澤民對中國的影響。該書也成為2005年最暢銷書之一。
年底，在中共中央舉行座談會紀念胡耀邦誕辰90周年之際，由張黎群、張定、嚴如平、唐非和李公天合著，記述胡耀邦1915年到1976年革命生涯的《胡耀邦傳》第一卷出版，引起關注。
2005年，還出版了多本關涉知識分子個人命運的傳記和回憶錄，尤其不能忽視的有劉海軍的《束星北檔案：一個天才物理學家的命運》、朱正琳的《里面的故事》和老鬼的《母親楊沫》。
它們或多或少，都涉及到了“文革”期間的個人體驗。與以往此類圖書不同，它們較少宏觀反思，沒有動輒上升到對國家、民族前途的感喟，而是更個人化地展示出動亂年代里個人命運的無常。
《里面的故事》以自嘲表現(xiàn)出時代荒誕，《束星北檔案》對史料引用嚴謹，《母親楊沫》則以非凡勇氣寫出了復雜而真實的人性，都令人印象深刻。而《束星北檔案》對歷來重文學性而輕嚴密性的中國傳記寫作，更是一個值得效仿的榜樣。
傅國涌所著的《1949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則以另一個大變革時期為背景，選取了張元濟、柳亞子、胡適、梁漱溟、胡風和沈從文等14位著名知識分子的日記、書信和回憶。
關于知識分子的社會和道義責任問題，2005年有一正一反(也可以說是一左一右)的兩本新書 英國政治專欄作家弗蘭克·富里迪的《知識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和法國大思想家雷蒙·阿隆的《知識分子的鴉片》。前者宣稱要向21世紀的“庸人主義”開戰(zhàn)，后者則深刻剖析了知識分子對極端主義的迷戀，以及由此造成的對社會的危害。
《知識分子的鴉片》系“人文與社會譯叢”之一，學者劉東主編的這套叢書，數(shù)年來譯介海外優(yōu)秀人文社科著作，成果蜚然，貢獻良多�！睹绹蟪鞘械乃琅c生》(簡·雅各布斯著)是其中另一本在2005年引起廣泛關注的作品。此書的影響力，遠遠超出了城市規(guī)劃界本身的范圍。
《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是2005年一本被廣泛談論的文學理論著作，哈羅德·布魯姆把對經(jīng)典的一切政治的和道德的解讀，統(tǒng)統(tǒng)歸入他所謂的“憎恨學派”，他決心讓經(jīng)典閱讀回到審美，他說，“深入研讀經(jīng)典不會使人變好或變壞，也不會使公民變得更有用或更有害�！�
夏志清的《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也非常重要，但也非常令人遺憾，因為我們看到的簡體字版，是一個非常不完整的版本。而半路殺出的《劉心武揭秘〈紅樓夢〉》，則在“紅學界”引發(fā)了巨大爭議。
歷史上結怨甚多的中、日、韓三國可能建立一個“統(tǒng)一的歷史觀”嗎？三國學者共同編寫的《東亞三國的近現(xiàn)代史》是一個初步的嘗試。胡平的《100個理由：給日本也給中國》則告誡我們，在警惕右傾的日本同時，更應從歷史和現(xiàn)實中，反思與批判我們自己。 (作者為《中華讀書報》編輯)
值得關注的小說作品
《報告政府》(韓少功)
《鋼琴教師》(艾爾弗里德·耶利內(nèi)克)(奧地利)
《少年Pi的奇幻漂流》(揚·馬特爾)(加拿大)
《深夜小狗神秘習題》(馬克·海登)(英國)
《隱秘盛開》(蔣韻)
值得關注的非小說作品
《安琪拉的灰燼》(弗蘭克·邁考特)(美國)
《查令十字街84號》(海蓮·漢芙)(美國)
《讀史閱世六十年》(何炳棣)
《花間一壺酒》(李零)
《皇帝與秀才：皇權游戲中的文人悲劇》(史景遷)
《歷史的壞脾氣》(張鳴)
《三農(nóng)問題與世紀反思》(溫鐵軍)
《退步集》(陳丹青)
《戊戌變法史事考》(茅海建)
《憲法學說》(卡爾·施米特)(德國)
《喧囂的九十年代：一部關于全球最繁榮十年的新歷史》(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美國)
《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劉道玉)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康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