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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對我們來說,它是精神世界的一部分。那時,露天電影幾乎就是我們主要的精神消費。我想象不出如今哪種娛樂跟當時看露天電影一樣。
我在北京的部隊大院長大,部隊里有一個很大的操場,每周都放免費的露天電影。當時部隊得天獨厚有自己的放映機,還能夠從總政的片庫調(diào)拷貝,一部電影拍完了,一周之內(nèi)我們肯定可以看到。
我六七歲開始看電影,上大學前很少進電影院,1969~1975年間看得最多。
那時看露天電影像過節(jié)
放露天電影那天就好像過節(jié)一樣,全家老小都會出動,大人對小孩也比較放縱,由著我們隨便打鬧。大家都在天還大亮的時候就搬凳子搶占最好的座位。院子里好看的女孩會特地換身衣服,也不知道她是真找地方還是裝模作樣,總之她會圍著操場繞上兩圈,所有人的眼睛都盯在她身上,大家悄悄地打聽她是誰家的姑娘。
放映隊的車來了,卸下設備,扯上繩子,掛起幕布,底下的人就自發(fā)地幫著看,七嘴八舌地喊著“往左點”、“向右點”,讓銀幕掛平。放映員把機器架起來,在幕布上打出一束光,開始調(diào)焦。這時所有人都會站起來,做手影,擺各種姿勢,銀幕上就出現(xiàn)千奇百怪的影子。
有一天銀幕剛掛好,突然下起雨來,放映員趕緊收起機器,宣布電影取消。我們悶悶不樂地回到家,還是心懷一絲希望繼續(xù)等著。雨一停就跑回操場,發(fā)現(xiàn)大家都跑回來了,于是放映員又重新準備。那天放的是朝鮮片《火車司機的兒子》,我至今記憶猶新。
冬天下雪露天電影也照放不誤,我們用棉衣捂得嚴嚴實實,戴著大棉帽,穿著棉鞋去看電影。那時候北京室外比現(xiàn)在冷多了,但我們坐在雪地一點都不覺得冷,甚至都沒有感到臉或者腳被凍麻了。
露天電影給我的感覺很奇怪,它會帶來很多和電影無關的感受。有一次看《杜鵑山》,在操場等待時前面?zhèn)鱽硪还蔁熚叮矣X得特別好聞。我才上小學,就暗自下定決心,上大了一定要抽這個牌子的煙,還跑過去偷偷地看到那是香山牌。
童年理想就是當放映員
院里的孩子中間老在流傳各種關于電影的謠言。有個孩子吹噓看過特寬寬銀幕,他說一般只能在銀幕上看到一個地主被打,而在特寬寬銀幕上就能夠看到旁邊還有另一個地主被打,聽得我們都呆住了,后來才知道這是他的想象。還有孩子說他看了《無名英雄》的下集,甚至自己繪聲繪色地編出了下集故事,其實那部片子根本沒有下集。
我們很喜歡把一些外國片場景抽出來變成游戲!读袑幵1918》里有個角色最后被人掐喉嚨,踉蹌著走了幾步從窗口跳下去。我們小孩特愛模仿,所有人都爭著演跳樓的人,找了一處二樓陽臺,搬些沙包放在下面,輪著學那人痛不欲生地跳樓。我們都愛演反派,反派可以罵人打人,比較放肆。
女特務也很招人喜歡,因為女特務可以燙頭發(fā)、穿漂亮衣服、表現(xiàn)身體的曲線。我看《秘密圖紙》時萬分不愿意師偉扮演的女特務死去,簡直恨不得跳進電影里幫她一把就好。她和王曉棠、陶玉玲是我的偶像,上課時我會突然走神,心想如果在這三個人只能選擇愛一個,叫我怎么選擇好呢,哪一個都舍不得!
我的童年理想就是當放映員,因為我覺得放映員是部隊里最帥的小伙子,人很精神,是有手藝的文化人,跟那些天天扔手榴彈的戰(zhàn)士不一樣,還可以永遠看新電影,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我喜歡跟著放映組的人做打雜,八九歲時就被當作了編外人員。放映隊來的時候,會用大喇叭叫我的名字,我特別驕傲地一溜煙跑到放映隊,幫忙倒膠片、貼告示、畫幻燈片。有一次放映員獎勵我,在開場前單獨為我投影在墻壁上,放了《永不妥協(xié)》中的一本膠片,這件事令我得意地跟伙伴吹噓了大半年。
對老電影倒背如流
因為沒那么多片子可放,經(jīng)常重復放一些片子。當時有個說法叫“三戰(zhàn)一哈”,指《地道戰(zhàn)》、《地雷戰(zhàn)》、《南征北戰(zhàn)》和《毛澤東主席會見西哈努克親王》,每一部我都看過幾十遍。而樣板戲不僅看了很多遍,而且看了好幾個版本。我們小孩認為每個版本都是一部不同的電影。
新片主要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電影,有這么一個順口溜:“阿爾巴尼亞電影是莫名其妙, 羅馬尼亞電影是摟摟抱抱,朝鮮電影是又哭又笑,越南電影是飛機大炮,中國電影是新聞簡報!卑柊湍醽営胁侩娪啊兜诎藗是銅像》,用了一些閃回手法,我們怎么都看不懂。羅馬尼亞的《多瑙河之波》里面有個鏡頭,男演員把女演員抱起來轉圈,這在當時簡直太大膽了,我記得看的時候整個操場上鴉雀無聲,所有人屏息凝視,特別緊張,還沒等出現(xiàn)什么畫面就漸黑了。后來我們會偷偷地討論回味,如果有人公開宣稱自己喜歡這部片,大家都會用異樣的眼光看著他,覺得他心里肯定有鬼。
無法擺脫的電影情結
那時精神生活太單調(diào)了,露天電影幾乎就是我們主要的精神消費。我想象不出如今哪種娛樂跟當時看露天電影一樣?绰短祀娪坝幸环N集體參與感,沒有人組織,但是大家自發(fā)地把它當成特別正式的活動,不受任何其他事情干擾,全神貫注。
我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無法擺脫電影情結,比如隨手寫幾個字,我肯定寫電影片名。寫起王曉棠等演員的名字,我覺得這三個字都有特殊的感覺,好像跟其他字都不一樣。后來我跟這些老演員成了好朋友,還覺得他們是活在遙遠的神話中。
我收藏了很多原版電影海報,3000多冊電影連環(huán)畫,還購買了好幾部老式放映機。兩三年前,朝鮮歌劇團到北京來演《賣花姑娘》歌劇。前奏剛一響起,我的眼淚就沒法控制地往下流。幕間休息時,我看到和我一樣大的中年人,眼睛全是紅紅的。聊起哭的原因,竟沒有一個是跟歌劇本身有關,都是想起過去看露天電影的經(jīng)歷。
很多年輕人無法理解,為什么像我這么大的中年人會對如今的電影那么苛刻,就因為我們是在這種環(huán)境下看電影長大的,把電影看得格外嚴重。對于我們來說,它是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它很神圣。(來源: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戴婧婷采訪整理)